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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做在前头 化解矛盾源头******

　　在山西省阳泉市城区市政府大院社区党群中心会议室，屏幕上经常挂着一张巨大的网格图，上面有许多独特的符号。这些符号都密密麻麻标注在每一个住户的房号后面，代表着不同住户的不同特点。

　　“这些图案，都是我们工作的好助手。精细化的信息管理有助于我们发动各方，更好地了解居民需要、做好社区服务。”政府大院社区党总支书记董殿英说。

　　阳泉市政府大院社区开展一张网格强基础项目，把社区内的党建、综治、民政、信访和城管等各类网格统一整合成“一张网”，组建了6个“全科网格”党支部、46个微网格党小组，探索“信息收集、问题发现、任务分办、协调处置、结果反馈”一个记录的工作运行机制。志愿服务队伍和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社会治理，构建起“全科型”网格服务管理体系，打通社区治理“最后一公里”。

　　近两年，阳泉市不断推行“枫桥经验”，针对不同社区特点，优化社区服务，及时解决群众的诉求，把各类潜在矛盾化解在源头，打造了一批“枫桥家园”品牌社区。

　　走进阳泉市政府大院社区党群服务驿站，雨伞、报架、开水壶等物品一应俱全。顾客、商户、交警、环卫可以在这里休息，免费获得饮水、自助充电和雨伞借用等多项便民服务。不远处，还有一间便民屋，面向社区居民，里面摆放着铁丝、扳手、象棋、羽毛球拍等各种用品。

　　“这些能满足不少居民的应急需求。体育用品则是鼓励大家进行文娱活动，多锻炼、多交流！”董殿英笑着说，“干群关系融洽、群众之间关系拉近了，矛盾自然就少了嘛。”

　　阳泉市在做好社区服务的同时，还将矛盾化解的工作重心下移，在基层培养了一批将近千人的信访代理人队伍。

　　“经过培训，由社区干部兼任信访代理人，既是信息员，又是代理员、调解员。”阳泉市委副秘书长、信访局局长文武全说。

　　此前，阳泉市矿区赛鱼街道虎尾沟社区某小区出现房屋漏水问题，社区干部兼职信访代理员胡晓入户了解情况，多次主动到区住建部门、物业公司等有关单位了解房屋漏水及维修情况，并联系相关责任部门多次召开协调会，理清职责权限并确定维修方案，使事情在短时间内得到了圆满解决，成功化解了一起潜在的矛盾冲突。“精细化基层治理，我们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胡晓说。

　　同时，阳泉各个社区积极打造“大碗茶议事”“百姓讲理厅”等协商议事品牌，通过组织听证评议、集体研究等方式消除群众法律疑惑，避免矛盾纠纷扩大上交。根据个案情况，分别组织律师、心理咨询师、道德宣讲师等适时参与调解，及时释法说理，推动诉求解决，稳定居民情绪。

　　“目前，我们运用服务型理念、综合型手段、多元型主体和前瞻型举措，发动居民、党员、群团组织等各方力量共同参与打造了200多个‘枫桥家园’，矛盾纠纷排查率和化解率均居全省前列，群众获得感、满意度不断提升。”文武全说。（记者 郑洋洋）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系列解读⑮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 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作者：辛翔飞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202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要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现阶段，主产区在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中的根基性地位愈加凸显，但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粮食生产的可持续发展面临诸多困境。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对于夯实我国粮食安全根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我国粮食安全保障对主产区依存度显著升高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粮食产销区域格局发生了重大历史性变化，主要特征是：主销区粮食自给水平显著降低，产销平衡区粮食产需缺口持续加大，主产区成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的主体支撑。以当年全国人均粮食产量为自给标准计算，1978-2021年主销区粮食自给率由93.57%降至19.91%，粮食产需缺口由297万吨增至11800万吨；产销平衡区粮食自给率由87.29%降至78.40%，粮食产需缺口由851万吨增至3200万吨；主产区粮食自给率由106.65%升至139.33%，商品粮调出数量由1280万吨增至15000万吨。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巨大的粮食产需缺口均高度依赖于主产区的生产供给。

　　主产区经济社会及粮食可持续发展面临诸多困境

　　多年来，虽然国家不断加大对主产区发展的支持力度，但由于粮食生产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低，主产区大多数省份仍处于“粮食大省、经济穷省”的窘况之中。较为突出的表现在：一是经济发展相对滞后。1980-2020年，主产区GDP增长204.14倍，成就显著，但明显低于主销区286.66倍和产销平衡区234.96倍的GDP增幅。二是地方财政收入增长偏慢。自1994年税收制度改革至2020年，主产区地方财政收入增长38.64倍，明显低于主销区48.49倍和产销平衡区42.20倍的地方财政收入增幅。三是地方财政支出能力偏弱。1994-2020年，主产区人均财政支出能力与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的差距均显著扩大。1994年主产区财政人均支出水平为269.3元，比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分别低337.0元和32.6元；2020年主产区人均财政支出增长至13477.8元，但与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的差距分别扩大到4022.0元和2686.8元。四是粮食生产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功能弱化。改革开放后，在国家政策支持下，粮食生产发展在农民收入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2010年，主产区13个省份中有6个省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此后，受国内外粮价倒挂冲击，粮食生产的增收作用减弱。2020年，主产区中仅有山东、辽宁、江苏三个省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黑龙江、吉林、河北等产粮大省的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转变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五是人口吸引力偏弱。1980-2020年，主产区人口增长了29.01%，明显低于主销区103.20%和产销平衡区43.64%的人口增幅。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主产区人口的大量流出，劳动能力较强的中青年人口和男性人口占比下降，劳动力较弱的老龄人口和妇女留守人口占比增加。上述方面问题的存在，均不同程度影响着主产区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根基的稳固，亟须通过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加以解决。

　　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思路

　　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应加强顶层设计，明晰政策目标，坚持贡献与补偿相匹配，加大补偿力度，完善补偿保障机制。

　　加强顶层设计。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涉及中央和地方、主产区和非主产区、生产和消费、市场与政府等方方面面，需坚持一体设计、统筹协调、综合推进，确保政令一致，防止顾此失彼或政策内耗。

　　明晰政策目标。从国家粮食安全利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利益和区域生态利益等多维度综合评估主产区粮食生产的贡献价值，坚持贡献与补偿相匹配、补偿与粮食根基巩固相适应的原则，确立明晰的政策目标和时限，力戒将“合理补偿”“尽快实现”类政策原则虚化为政策目标。

　　健全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机制。现阶段，仅靠中央财政难以实现让主产区种粮不吃亏、得实惠的目标，必须建立由中央和受益地区共同负责的补偿机制。在补偿总体目标确定下，明晰划分中央财政和受益地区各方应承担的补偿责任。对于中央财政所承担部分，由国家通过健全资金保障机制，确保补偿资金足额到位。同时，对存在粮食产需缺口的地区，由国家按受益规模确定补偿标准和统一归集补偿资金，按贡献度对主产区进行补偿。

　　健全主产区经济发展助推机制。主产区粮食生产根基的巩固，以及其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状况的改变，既要靠利益补偿机制“输血”，也要靠其经济提速增效增强自身“造血”功能。国家应在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同时，加大力度健全主产区经济发展助推机制。一是支持主产区率先建成农业强省。鼓励主产区加强现代农业建设，进一步夯实粮食生产根基，并利用粮食等农产品生产优势，加快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做强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在建设农业强国中走在前列。二是支持主产区加快经济转型升级。鼓励主产区“弯道超车”，抢占新技术应用制高点，大力发展节地节水高效集约的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形成后发优势。三是支持主产区提升现代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加大对主产区现代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的支持力度，增强区域发展吸引力和竞争力。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